在区划逻辑上，省、县、市、乡、镇等名称表明了行政区划的层次。
注释: [1]参见程延园：‘劳动三权：构筑现代劳动法律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01～107页。以这些启示关照我国现实，就可以得出完善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思路。
工业民主可以充当集体劳动关系法的重要价值基础，也是抗衡社会生产率等其他政策取向的重要因素，前提是工业民主必须找到牢固的法律依据。劳动者为何极少拿起法律武器？根源在于工会过度集权，具体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工会垄断了协商代表的遴选权，导致选出的代表缺少对会员负责的意识，协商出的内容对劳动者并不有利，劳动者认为不值得通过诉讼来维护。本文认为，这个新的价值目标就是工业民主。（一）工会民主：过度集权的困境 美国工会过度集权、对会员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随着《劳管申报和披露法》而有所缓解。如果只涉及个别职工利益，则可以由这些员工个人起诉——这种诉讼已经获得了某些法院受理。
最终，会员无权的现状令劳动者失望，导致了工会覆盖率的下降。[46]See Nelson Lichtenstein， State of the Union： A Century of American Lab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2002， at pp.142～148. [47]参见前注[45]，〔美〕理查德• B.弗里曼、詹姆斯• L.梅多夫书，第148～149页。企业并没有感受到来自欧盟的现实压力。
[28] J.C. Buitelaar, Privacy: Back to the Roots, German L.J.IV，Vol. 13，No. 03(2012), p.173. [29] BVerfGE 65, 1 [43]. [30] 参见孙小玲：《自律的悖论与罗尔斯的契约论解决》，《哲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89页。在网络充分开放的欧盟，用户完全可以径直使用Google.com而非Google.fr或Google.de等所在国版本的搜索引擎轻松查到按欧盟规则已经删除的内容列表。在大数据时代，把控制作为隐私保护的基础很可能是一种错位的信任（Misplaced Confidences）。第二，确立被遗忘权并非未来数据保护的必然选择。
如果变换其他检索字符串（search string），依然可能发现该信息。首先，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内向特征决定了我国相关制度逻辑应是自发性的。
从外部压力来看，中国互联网经济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特征。与现实空间相比，互联网上的活动更容易被技术捕捉、监视和控制。[25] 参见 [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34页。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明确指出人的任性与动物的任性不同。
反观今日，人们深陷信息技术编织的无边大网，信息自决绝非数据主体单枪匹马便可做到的。第三个事实说明被遗忘权的超国家效力是由互联网过度互联的经济利益促成的。只有这样，人们对法则的服从不仅没有构成对自由的限制，相反是对自由的实现。从内部压力来看，目前国内针对搜索引擎的删除申请还比较少，相关诉讼也较少。
但欧盟提出和实践被遗忘权的过程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些问题。[20] Cesare Bartolini, Lawrence Siry,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light of the consent of the data subject, Computer Law Security Review , 2016 , 32 (2) , pp.218-237. [21] [美]朱尔斯·科尔曼、斯科特·夏皮罗主编：《牛津法理学与法哲学手册》（上册），杜宴林、朱振、韦洪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页-24页。
对过度互联采取过度的防护和监管，会让未来的互联网很可能不再是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甚至可能比现实空间所受限制更多。正所谓求而得之，必有失焉。
本文试图延展到伦理和政治层面论证广义的法律自由。政治哲学家提出三种自由，而互联网时代人的自由也与这三种自由理念紧密相关。《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但我国并没有选择通过确立个人信息权抵御国家权力的干涉或者防范数据企业的支配。[35]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被遗忘权制度不一定适合于我国，参见刘文杰：《被遗忘权：传统元素、新语境 与利益衡量》，《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36—38页。2016年全球市值最高的20个互联网企业中有12个来自美国，7个来自中国，1个来自日本，欧盟竟无一家企业上榜。Google全球隐私顾问彼得·弗莱彻（Peter Fleischer）于2016年12月撰文批评此种激进做法。
但在这些争夺背后，作为平台数据的生产者——广大个人用户的权益和存在感却极其微弱。因此，在靓丽的权利外衣庇佑之下的支配性监管目标之达成，则必然要付出相当的社会成本，首当其冲的代价的就是自由。
如果Google Spain案的原告在未来从政成为公众人物，其过往财务状况报道就会成为对公共政治生活有价值的资料，但那时公众将无法通过搜索引擎发现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自决或自律的自由只是奢谈。
美国学者威廉姆·戴维德（William Davidow）将人类的联系程度分为四种：互联不足状态、互联状态、高度互联状态、过度互联状态。[28]从实证层面看，信息自决权的实证法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
[31] 王天成：《论共和国——重申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传统》，载《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最早关于被遗忘权的批评正是基于言论自由做出的，后来扩展到新闻自由以及获取信息的自由（access to information）等。更重要的是，被遗忘权是通过强调个人对其数据的控制权来实现相关法益的。针对的主体也并非搜索引擎，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服务者。
第二，被遗忘权成为实证权利的方式也是激起法律争议的主要原因。《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但这种权利并非源于传统的自然权利，而是欧盟司法创生和强力推行的产物。参见张震、刘泽刚主编：《外国宪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
[16] 参见李小坤、王胜强：《自律、无干涉、无支配：现代人自由的基本内涵》，《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第188页。[19]最后，媒体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主动弥补因被遗忘权而造成信息缺失的后果。
在被遗忘权的相关法益权衡方面，美国更多考虑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欧洲则更重视隐私保护的有效性，却明显对相关自由权可能遭受的影响考虑不够。康德认为，道德规范人的内在思想动机，法律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效果，具有强制性因而是他律的。互联性增强会导致问题的放大效应。只要勇于创新，相信我国过度互联时代隐私保护的理念会被更妥善的制度予以落实。
根据该提案第 17条的规定，被遗忘权是指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数据主体（尤其当数据主体是儿童时）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去和拒绝传播关于他们数据。与此相反，却对搜索引擎运营者在判断相关数据是否属于过时的、不充分的、不相关的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以被遗忘权为代表的监管机制之所以是支配性的，主要原因在于：（1）技术的支配性，普通用户难以理解相关监管的技术原理。尽管欧盟具有统一全球数据保护的愿望，[37]但全球互联网治理未必会整齐划一。
欧盟于2016年成功地通过隐私盾（EU-U.S. Privacy Shield Framework）强迫美国在传输、处理欧盟公民数据时遵守欧盟的数据保护标准。因此，在大部分人看来，被遗忘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宣言。
